第二〇八讲：QQ群讲座稿：《诗经陈风·宛丘》（一）（2016.12.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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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（建议背诵）：
诗序：《宛丘》，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乱，游荡无度焉。
第一章：子之汤【同荡】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（音寻）有情兮，而无望兮。
第二章：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。
第三章：坎其击缶（音否），宛丘之道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翿（音到）。
一、《陈风》略说：
【1】《陈风》之诗，共有十篇。陈国之地，本是太皞（亦写作太昊）伏羲氏之都城故地。“太皞”，亦写作“太昊”；“伏羲”，亦写作“宓牺”、“虙戏”、“伏牺”、“庖牺”，其读音相同。其地原在豫州之界，在今河南省而大于河南省。
自从盘古开天辟地，人类始知“天地人之别”，以及“天地人之义”。至于太皞伏羲氏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人类始通“天地人之道”，传《山坟·连山易》以“治天下”。伏羲氏，非止一人之名号，而是其世代之名号，其主治天下达二千七百馀载。
其后，炎帝、神农氏相继主治天下，历时五百年，有《气坟·归藏易》以“论长（音掌）生”，有《神农本草经》以施医药；神农氏之后，黄帝轩辕氏继之，历时又近五百年，传《形坟·乾坤易》以“卜吉凶”，又有《黄帝内经》以传“医道”，有《黄帝四经》载其言行。
伏羲氏、神农氏、轩辕氏，是谓“三皇”，北宋邵康节先生谓之“以道治天下”。“三皇”既往，“五帝”代兴。五帝者，少昊金天氏，颛顼高阳氏，帝喾（音库）高辛氏，帝尧陶唐氏，帝舜有虞氏，历时共计曰两千馀载。
邵康节先生谓“五帝以德治天下”，而帝尧、帝舜为最善。“五帝”之后，有夏王大禹、商王成汤、周王文王，是谓“三王”，“以功、以礼治天下”，文王为最善。“三王”行“王道”，“尧舜”行“帝道”，“伏羲氏”行“皇道”。
时至春秋，孔子倡“宪章文武”，以期从“霸道”而归“王道”，“据乱世”之法也；进而“祖述尧舜”，以期由“王道”而至“帝道”，“升平世”之法也。由“帝道”而臻于“皇道”，则是“太平世”、“大同世”之法，《易经》与《春秋》如此，《道德经》亦然。
【2】帝舜为虞氏，其为庶人之时，帝尧以娥皇、女英二女为其妻室，而居于“妫汭（音归瑞）”，其后即以“妫”为氏。帝舜举荐大禹于天，天命归大禹，因而帝舜禅让，大禹即位而成为夏王。帝舜驾崩，禹王封帝舜之子“商均”为“虞国”之君。
夏朝约三百七十年，而后商汤代夏而立商朝。夏朝之时，虞国之君有虞思、虞遂（音岁）者。商朝约五百五十年，而后西周兴而代商。商汤应当亦封虞舜之后，然而，未见有记载，不敢妄言之。在夏商近千载之间，虞舜之后或许失去其国。
时至周武王既克商纣，欲寻帝舜之后而封之，而得虞遂之后裔而名为“虞阏父（音鄂府，或写作遏父）”者，任管理制作陶器之官，时称之为“陶正”。“虞阏父”之子，有名为“满”者，周武王赐其姓“妫”，以“长女太姬”嫁之，封之于“陈国”。
“妫满”，即“陈胡公”，周武王使之奉祀虞舜。按《礼记·乐记》所载：“武王未及下车，封黄帝之后於蓟（音继），封帝尧之后於祝，封帝舜之后於陈。下车乃封夏后氏之后於杞，投殷之后於宋。”是以黄帝之后、帝尧之后、帝舜之后为“三恪（音课）”。
“恪”者，“敬”也；“三恪”者，敬三帝也。夏禹、商汤之后亦得封国，而称之为“二王之后”。“三帝之后”分别封于“蓟”、“祝”、“陈”；“二王之后”分别封于“杞”、“宋”。“三恪”之位尊于西周之诸侯，而不及“二王之后”，既远则礼降也。
【3】“陈胡公”既娶“太姬”，而“太姬”久而无子，故好（音浩）用“巫覡（音习）”以行祭祀，由此而后得子，则益好之。因“太姬”之所好，而使“陈国”有“好巫覡鬼神”之风俗。“陈胡公”之后，五世而至于“幽公”。
“五世”者，“陈胡公”卒，其子立为“申公”，此为“二世”；“申公”卒，其弟立为“相公”，此为“三世”；“相公”卒，“申公”之子立为“孝公”，此为“四世”；“孝公”卒，其子立为“慎公”，此为“五世”；“慎公”卒，其子立，即“幽公”。
“陈幽公”在位，时当“周厉王”之时也。《陈风》之诗，始于“陈幽公”，有《宛丘》、《东门之枌（音坟）》两篇，皆是“刺幽公”之作。“陈幽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僖公”，有《衡门》、《东门之池》、《东门之杨》三诗。
“陈僖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武公”；“陈武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夷公”；“陈夷公”卒，其弟立，为“平公”；“陈平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文公”；“陈文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桓公”。此五世，《陈风》无其诗。
“陈桓公”卒，其弟立，而称之为“陈佗（音陀）”，即“陈厉公”。何以不称之为“公”也？因“陈佗”之母为蔡国之女，“陈桓公”立“免”为太子，而“佗”杀太子以自立，其后，蔡人又杀之，无德也。《陈风》中惟有《墓门》一首为此时之诗。
“陈桓公”之太子“免”有三弟，长者名“跃”，蔡人杀“陈厉公”，而后立之为“利公”。“陈利公”在位五月而卒，其弟名为“林”者立，为“庄公”，在位七年而卒。“陈庄公”卒，其弟名为“杵臼（音楚就）”者立，为“宣公”，在位四十五年。
《陈风》无“利公”、“庄公”时之诗，而有《防有鹊巢》、《月出》两篇为“陈宣公”时之诗。“陈宣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穆公”，在位十六年。“陈穆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共（音攻）公”，在位十八年。《陈风》无“穆公”、“共公”时之诗。
“陈共公”卒，其子立，为“灵公”。《陈风》中，有《株林》、《泽陂（音卑）》二诗。综上所述，《陈风》十篇，皆属“变风”，亦即是说，皆因其君不正，然后以下风上，而欲使之归于正。然而，能“以下风上”者，本即不易，奈何在上者虽闻风不归正哉？
二、《宛丘》题解：
“宛丘”，何谓也？《尔雅》曰：“宛中，宛丘。”注曰：“‘宛’谓‘中央隆高’。”据此而言，则“宛丘”是“四方低下，中央隆高之山丘”。然而，《毛诗诂训传》（毛传）则解为“四方高，中央下，曰宛丘”。两解恰恰相反者，何也？
《尔雅》之解，“宛丘”之实体也；《毛传》之解，借“宛丘”之象以明义理也。言其实体，则“宛丘”诚然是“四方低下而中央隆高”；借象明义，则可谓本应“中央隆高”而“不隆不高”，如此之“名不副实”之“宛丘”，岂可仍谓之“宛丘”哉？
然则，《毛传》借“宛丘”之象所明之义为何？一国之君，犹如“宛丘”之“中央”；一国之臣，犹如“宛丘”之“四方”也；其君德大，则自然位尊而有威仪；其臣若贤，则自然敬辅其君；君无君德，则贤臣去而奸臣来，奸臣必不能辅其君，且必使其君日益昏昧。
“小人当道”则误国误民。“小人”者，惟利是图。“君”是谋利之人，则必以“小人”为贤，“小人”固然非“奸佞”，然而，当“利国利民”而损及其“私利”乃至“生存”之时，则必宁为其私而祸国殃民矣，如秦始皇之与李斯。
“奸佞当道”则祸国殃民。“奸佞”者，利欲熏心。“君”是贪欲之人，则必以“奸佞”为贤。“奸佞”之所以能“当道”，在于为一己之私利私欲而投人所好，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如秦桧、严嵩、和珅者流。
是故，“小人当道”与“奸佞当道”，究其根源，无不是因君主之昏聩无德。《陈风》中之“陈幽公”、“陈僖公”、“陈厉公”、“陈灵公”，无不是如此。天下之身居君主之位者，倘若不能受“刺”而悔改，天下之人，倘若不能引以为戒，难免祸国殃民、害己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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