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〇五讲：QQ群讲座稿：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（2016.12.0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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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（建议背诵）：
诗序：《无衣》，刺用兵也。秦人刺其君好（音浩）攻战，亟（音气）用兵，而不与（音羽）民同欲焉。
第一章：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（音星）师，脩【通修】我戈（音歌）矛，与子同仇（音求）。
第二章：岂曰无衣，与子同泽。王于兴师，脩我矛戟（音己），与子偕（音协）作。
第三章：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（音常）。王于兴师，脩我甲兵，与子偕行（音航）。
一、题解：
此诗三章，每章首句皆曰“岂曰无衣”，为何不以“岂曰”为题，却以“无衣”为题？其中必有“微言大义”。“岂曰无衣”者，当时并非“无衣”也；“无衣”者，“其君”如此“好攻战”，则必至于国人“无衣”也。
“君好攻战”，何以必至于国人“无衣”？“好”者，以此为乐趣，且乐此不疲也。秦君所“好”之“攻战”，犹言“攻城掠地之争战”。此所谓“攻战”，非“王道”之“攻战”，而是“霸道”之“攻战”。两者有何不同耶？
商汤之伐夏桀，周武王之伐商纣，是“王道”之“攻战”。何以谓之“王道”之“攻战”？因其并非不“攻战”，然而，一者，绝非“好攻战”，而是“不得已而用之”；再者，绝非意欲“攻城掠地”，而是欲“救民于水火”。
“霸道”之“攻战”者，以“攻战”为“法宝”、“利器”，坚信由此而必能成为“霸主”，是故宝之重之、喜之好之；再者，霸者之所以“好攻战”，只是欲以“攻战”攻城掠地，成就其“霸业”，非惟不是“救民于水火”，而且不能“保民”，反而是“陷民于水火”。
所谓“无衣”，便是“陷民于水火”之轻者。孟子曰：“保民而王（音旺），莫之能御也。”然而，天下古今之人，若不注重修养其德，一旦遇到名利欲望相关之事，则难免以“霸道”而求之，乃至虽闻“王道”而不信、不行。
“无衣”者，“以象明义”而已。“衣”者，人生之所须，“无衣”则必受寒冻之苦；“食”亦人生之所须，“无食”则必受饥饿之苦。如果国君“好攻战”，则国人“无衣无食”，必不免于饥寒之苦，乃至不免于饥寒而死矣。悲乎哀哉！
二、《诗序》讲解：
《诗序》曰：“《无衣》，刺用兵也。秦人刺其君好攻战，亟用兵，而不与民同欲焉。”此诗所“刺”，在于“用兵”。谁“用兵”？人也。“兵”乃“双手持斤”之象，“斤”为“斧”之象形，可以泛指“能砍、能削、能刺、能砸之器”。
“兵”有二义，一是从“所持者”而言，谓之“兵器”；二是从“持兵器者”而言，谓之“士兵”。此所谓“用兵”之“用”，是兼用“兵器”与“士兵”。“用兵器”，谓注重“铠甲之坚、兵器之利”也；“用士兵”，谓注重用“士兵”以行“攻战”之事也。
“國”必有“戈”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此所谓“戈”与“戎”，皆“兵”也，然则“用兵”有何可“刺”也？有德之君，其于兵也，必知“佳兵不祥”之理，故“不得已而用之”；治国而崇尚“用兵”，则可谓“不明不智、不仁不义”之君矣。
《诗序》谓“秦人刺其君好攻战”，“秦人”者谁？秦国“有识之士”也。既然“秦君”是“好攻战”之君，则其所用之“臣”，亦必是“好攻战”且“擅攻战”者，因而，“有识之士”必不受重用，乃至遭受排斥矣。“有识之士”忧民忧国，故以诗“刺”而救之。
“其君好攻战”，则有攻战而兴奋，不攻战则烦躁，是故“亟用兵”也。“亟”者，多次也，屡屡不断也。国君如此作为，是欣赏人类相互厮杀以为乐趣，是杀人以换取土地与权利，谓之“草菅人命”亦不足以形容其凶残矣。
《诗序》称“不与民同欲”，是其君之所于为土地，而庶民之所欲只是衣食无忧、安居乐业，甚至只是家人团聚而能生存而已。然而，国君之“好攻战”，不仅使庶民无衣无食，不仅使庶民兄弟妻子离散，而且使庶民失去生命，何异于“以杀人为嗜好”？
李佳白先生《息战论·序一》曰：“呜呼！玄黄之祸，至今日而极矣！集合世界未有之凶器，吸取世界无限之资财，以屠灭世界无数之民命，不仁不智，可痛可悲，旷古以来，盖莫逾此。人即至愚，要未有自戕其手足，自剐其血肉，而意谓快者！”
三、《无衣》前两句讲解：
首章曰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”《毛诗诂训传》曰：“兴（音星）也。袍，襺（音减）也。上与百姓同欲，则百姓乐致其死。”何以谓之“兴”？以正道相劝勉，而不以讽刺作惩戒，既知正道则偏差可辨，是“温柔敦厚”之道也。全诗三章前两句无不如此。
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，直解之曰：“岂能谓之无衣穿，吾与子之袍相同。”何谓“袍”？《毛传》以“襺”作解，因二者相近也。析言之，以新鲜之丝棉所制者，谓之“襺”；以新鲜丝棉与陈旧之棉絮所制者，谓之“袍”。“同袍”，谓身穿之袍相同也。
其喻意为：君上若能爱民，则必与庶民同其忧患；国之尚贫之时，则君上有新鲜丝棉而不独自享用，必与庶民一同穿用新旧混杂之袍；君上如此爱民，则可谓与民之所欲相同；君上与民之所欲相同，则自然得到庶民拥戴；既得庶民拥戴，则庶民虽死无憾。
次章曰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泽。”《毛传》曰：“泽，润泽也。”末章曰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。”《毛传》未解，但可解为“下衣”。既然首章与末章皆言“衣服”，则次章之“泽”，亦当指“衣服之颜色润泽”。
“与子同泽”，盖谓邦国富裕之时，君上有色泽美好之衣服而不独自享用，必使庶民亦能穿上色泽美好之衣服。“与子同裳”之“裳”解为“下衣”，何意也？若遇非常之灾，贫穷异常，则男子或无上衣可穿而不能不穿下衣，是故，此谓即便贫穷异常亦必与庶民同苦。
全诗前二句，皆从正道而言，然而，“刺君”之意亦在其中矣。君上如此爱民，则庶民或可以虽死无憾；倘若君上但顾自身之喜好，而不顾庶民之欲望，乃至一己之“好攻战”而使庶民无衣无食、兄弟妻子离散、失去生命，则必失民心而使庶民视之为仇敌矣。
四、全诗后三句讲解：
首章曰：“王于兴（音星）师，脩【通修】我戈（音歌）矛，与子同仇（音求）。”《毛传》曰：“戈长六尺六寸，矛长二丈。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仇，匹也。”所谓“王”，是指遵奉天道而有王者之德者，如此方可谓之“天子”。
“脩”是“修”之通假字，整修也。“我”，谓庶民也。“子”，谓君上也。“同仇”，谓同其所怨，亦即“君上所怨即庶民所怨”也。然而，秦君之“好攻战，亟用兵”，既非“遵从王命”，亦非“保民救民”，而只是出于“一己之乐趣”而已。
此三句之意曰：“遵奉天道之天子，必能仁民且爱物；君上遵命行征伐，庶民必能愿从之；庶民必能修戈矛，君主所怨民怨之。”其言外之意曰：君上若非遵奉王命而征伐，亦非谓保民救民而用兵，则君上与庶民之意愿相违背矣。
次章曰：“王于兴师，脩我矛戟（音己），与子偕（音协）作。”《毛传》曰：“作，起也。”末章曰：“王于兴师，脩我甲兵，与子偕行（音航）。”《毛传》曰：“行，往也。”此“行”字读音为“航”，是为押韵，但意取“前往”。
次章与末章之意，与首章大同小异。次章之“与子偕作”，谓庶民愿与君上行同样之事且奋发而为之；末章之“与子偕行”，谓庶民愿与君上一同前往战场且虽死无憾。秦君“好攻战”而违背民心民欲，不仅“目无天子”，而且“心无国民”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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