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Q群讲座稿148：《论语·颜渊》019（2018.04.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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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12.18季康子患盗，问於孔子。孔子对曰∶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}
【1】季康子，鲁国季氏后裔，季氏窃取鲁国之权柄；鲁哀公时，季康子身为鲁国正卿，尝有拒吴抗齐之功，亦有问政于孔子、任用冉有、请孔子归鲁之事，并非无能之人，更非无所作为之人，是故，季康子患盗，亦欲治国。“患盗”，谓以国人之盗窃为忧患。
若季康子者，虽未居国君之位，却已独揽一国之权。其欲治国究竟为何？盖非为安其民，乃是欲固其权位，保其私利。所谓“患盗”，必是因当时其国人、其家臣多有贪鄙盗窃之事，季康子深感自身之危、家族之危、邦国之危，是故请问于夫子。
何谓“盗”？据《说文解字》，“盗”乃是见物而私心动，以图利己者；“盗”字“从㳄（音贤）、皿（音敏）”，会意字也。㳄，欲也；从“氵（水）”，有“垂涎三尺”之义；从“欠”，有“呼气多而吸气少”之义。“皿”者，贵重之器物也。
见物而私心动，此即是“欲”；垂涎而出气多，此是其“欲”之体现；夺其物而利己，此即是“欲皿为盗”。由此而言，“盗”侧重于“欲”，而非必见诸“行”。既有此“欲”，则难免为“盗”，如俗言“不怕贼偷，而怕贼惦记”也。
【2】“季康子患盗”，其所“患”在于他人为“盗”，而不意其自身已是“盗”。何也？“皿”之大者，“国之权柄”也；“季氏”早已窃取鲁国之权柄，只是尚未有“窃取君位”之实，“季康子”仍旧掌控鲁国之权柄，非无“窃取君位”之心。
何以言“孔子对曰”，而不言“子曰”？季康子既居鲁国正卿之位，所问又是“患盗”之事，关乎国政，亦关乎民生，故夫子必以正言相告，“对”为夫子之礼也；弟子于同门之间自称其师，仅称为“子”即可，于君臣以及非同门之间，则称“孔子”，弟子之礼也。
夫子曰“苟子之不欲”，何谓也？“苟”字“从艸”，故其本义与草相关；“句（音沟）声”，是弯曲、曲折之义，今以“勾”字表之；故“苟”之本义为弯曲不直之草。其后，或解“苟”为“诚—果然”、“且—苟且”、“假——假使”，则是由此而引申或假借。
曲者可以直，但未必皆能直，故有“诚—果然”之义；既已弯曲，不求自直，只是顺势，故有“且—苟且”之义；若有“欲直”之心则可以直，若有“顺势”之心则终难直，意欲如何则在己心，故有“假——假使”之义。“苟子之不欲”之“苟”，取“假使”之义。
“子”谓季康子；学习《论语》者，则须以“子”为“己”。何以言“不欲”？一旦对外物有艳羡、求得之意，则“私欲”、“人欲”已生；“私欲”一生则“公正之心”不保，“人欲”一生则“天理”受蔽；“存天理”须自存，“灭人欲”须自灭。
若“季康子”者，既患他人之为盗，是自知“盗”之为患矣。然而，己有“私欲”、“人欲”而不知节之灭之，是患他人之为盗，而不患自己之为盗。至于自己欲盗国之权柄、君主之位，而以他人盗窃财物为患，则如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”矣。
【3】“虽赏之不窃”，何谓也？“虽”，即使也。“赏之”，以赏赐之法而使人为盗也。前所言者是“患盗”，此何以言“不窃”？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竊，盗自中出曰竊。从穴从米，禼（音谢）、廿（音疾）皆声。廿，古文疾。禼，古文偰。”
据此而言，为何“从穴从米”？米自穴中而出。穴不能生米，而是藏米之处；人之藏米，不藏于穴，而藏于仓廪；米藏于穴，则如鼠如蚁；鼠蚁藏米，其米本非其所有而窃取为己有，是来路不正。若以穴喻心，则心术不正也。
再者，人藏米于仓廪，其取之者当从门；若米从穴出，则是穿墙挖洞而出其米，可谓盗贼之类，是出路不正。若以穴喻途径，则途径不正也。是故，“从穴出米”，兼有“来路不正”、“出路不正”之义，喻“心术不正”、“行为不正”也。
“窃”字为何以“廿”与“卨”为表音之象？“廿”在此是“疾”之古文，在“竊”字之中出于“穴”之下、“米、卨”之上，若以穴喻心，则“廿”可谓心为外物所伤，进而可谓见物而私心动，从而失去本心，天理因而不存矣。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卨，虫也。从厹（音揉，或音求），象形。”然而，此解未必是本义。若从“卨”字之象而言，颇似有物从窝而出之象，其下之“咼（音挖）”如“穴”，是“阴穴”；其上或为“上”之省略，或为从“穴”所出之物。如此则有“出路不正”之义。
若以《说文》之解，亦无不可。其所谓“从厹”，谓“卨”字之下半；其所谓“象形”，谓“卨”字之上半，是象“虫”之形。“从厹”，可知其“虫”是何等之虫。仅从“厹”字之象而言，下“厶”而上“九”，盖有“自私之极”之义焉。
【4】“盗窃”二字，泛而言之，其义相近；别而言之，又有所区别。其相同者，皆兼顾“心之欲”欲“事之行”。其不同者，所盗之物重而大，所窃之物轻而小，故盗之罪重于窃；盗侧重于“心之欲”，窃侧重于“事之行”。“事之行”者，盗窃之见诸行动也。
若“季康子”者，倘若自己“不欲为盗”，何以能“虽赏之不窃”？为政者“不欲为盗”，虽不能谓之“公正”，或可以免于“不公不正”；虽不能谓之“仁”，或可以免于“不仁”。能免于“不公不正”，则政教不至于邪恶；能免于“不仁”，则政教不至于残暴。
政教不至于邪恶，则国民不至于失去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，政教不至于残暴，则国民不至于铤而走险。是故，故虽赏赐国民行盗窃之事而不为。一旦国民失去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，则无恶不作；一旦国民无以聊生，则无所不为。
夫子所言“不欲”，非惟“不欲为盗”，申而言之，不可以“私欲”、“人欲”蒙蔽本心本性也。孟子曰：“人有所不为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若季康子者，其所“不欲”，是“有所不为”，是“灭人欲”；若要“可以有为”，则须更进一步，而“存天理”。
夫子所言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”，是告知若季康子者“有所不为”，犹如孟子告知梁襄王“不嗜杀人”也。何也？其人之德未及于君子，亦告知以“君子之本”。“君子之本”为何？“诚意正心”以“修身”也。“不欲”，盖“诚意正心之本”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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