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Q群讲座稿144：《论语·颜渊》012（2018.03.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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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12.11齐景公问政於孔子。孔子对曰∶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∶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}
【1】齐景公，春秋时期齐国国君之一，姓姜，名杵臼（音楚就）。倘若国君独断专行、刚愎自用，必无“问政于孔子”之意；国君能“问政于孔子”，固有请教之意，欲治其国也。倘若既问而得知，却半信半疑，甚至不信不从，则其意不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
然而，须知“政”字之义。政者，正也；意在“自正正人”者，方可谓之“政”。倘若其心未正，虽是“好心”，其“政”亦未必能“正”。是故，惟有务于“自正”，其“政令”、“政策”、“政府”，方可谓名副其实、名正言顺。
古今天下之天子、国君，尽性而则天者如尧舜，心正而用贤者如三王，其政皆正而天下平。至于春秋之世，天下无天子、方伯，各国诸侯并非无意欲“王天下”者，然而，以“霸道”而求“王天下”，轻则如“缘木求鱼”，重则“尽心力而为之，必有后灾”。
春秋战国尚有圣人在世，可以面对“圣人”而“问政”，然而终无“畏圣人之言”者，是故，春秋五霸于历史长河之中，终究只是做得片刻霸主；战国七雄争斗厮杀，亦以秦始皇灭六国而独霸四海而告终，且秦国仅二世十五载而亡。“政”不“正”，天下岂能“平”？
秦既亡矣，此后二千余载，四海之内无“圣人”在世，然而，却有圣人删订之“经”，贤人所撰之“典”。“经典”所载者，“圣人之言”也。孰能“畏圣人之言”而“意诚”、“心正”？孰能“受圣人之教”而“修心”、“养性”？
【2】夫子对答，告之以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。朱子曰：“此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也。”何以谓之“人道之大经”？“人道”之大者，“礼”也。“人道之大经”谓何？敬己之位而躬自正也。君、臣、父、子，位也；“素位而行”，礼也。
何以谓之“政事之根本”？“君臣”，关乎朝廷之“政事”；“君臣”仁义，则庶民可以安宁；“父子”，关乎家庭之“政事”；“父子”慈孝，则家人可以和睦。“君君、臣臣”，朝廷政事之根本；“父父、子子”，家庭政事之根本。
何谓“君君”？一者，“为人君，止于仁”，既居君之位，则须有君之德；再者，既居君之位，则须尽君之责。何谓“臣臣”？一者，“为人臣，止于敬”，既在臣之位，则须有臣之德；再者，既在臣之位，则须尽臣之责。“君君，臣臣”则“国泰民安”。
何谓“父父”？一者，“为人父，止于慈”，为人父母，则须修养自我身心；再者，父母之慈，不因子女孝不孝而改变。何谓“子子”？一者，“为人子，止于孝”，既为子女，则须重自身修养；再者，子女之孝，不因父母慈不慈而改变。“父父，子子”则“家和”。
“君臣父子”虽有四，而或一人之身而兼备之。如舜尝为尧之臣，而后又为君；既是瞽瞍之子，又是商均之父。再如周文王，尝为周国之君，商纣之臣；既是季历之子，亦是周武王之父。总而言之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德配其位，居位尽责也。
【3】齐景公问夫子之言，而后感叹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其言“善哉”，则似知夫子所言之义；其言“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”，是实则未知也。
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者，人道也。闻道而称善，却不能“求诸己”而躬行，其称善亦徒然。世人读经、闻道、见贤而称善者不乏，读经而不学习，闻道而不勤行，见贤而不思齐，诸如此类者，类似于齐景公之人也。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，不宜如此也。
“信如”，谓“果真”、“的确如此”也。单就景公所谓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而言，固然可以解为“倘若君不知何以为君，臣不知何以为臣，父不知何以为父，子不知何以为子”，如此则可谓景公之意未尝违背夫子所言之义矣。
然而，其后所言“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”，则又可谓实则不知矣。何也？夫子所言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者，必始于“躬自正”，亦即修己之德以配其位、居其位而尽其责，然而，景公既言“吾不能得而食其粟”，惟此“吾”字，便已自外于“君臣父子”矣。
自外于“君臣父子”，则非“躬自正”之义，而是犹如旁观他人而发其议论，甚至可谓景公意欲臣从其君、子从其父，此是以上责下，而不知责之于己也。不求“躬自正”，而欲求“他人之正”，不责于己而责于人，岂能有“自正正人”之“政”哉？
再者，从“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”而言，是从自身利害而言，而非从仁义而言也。齐景公身居君之位，其粟源于庶民之赋税，不言“庶民”是否得以食之，惟言“吾”是否得以食之，则是“利己”之私心，岂能有仁义之“政”哉？
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，如齐景公者，是“小人求诸人”者也；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如齐景公者，是“小人喻于利”者也。夫子告之以圣贤君子之道，如齐景公者所言，乃是“小人之道”，故谓之似知而实不知”也。
【4】朱子曰：“是时景公失政，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。景公又多内嬖（音必），而不立太子。其君臣父子之间，皆失其道，故夫子告之以此。”是就史实而解，是夫子对症下药。倘若如此，则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非“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”矣。
何也？《孝经》、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固然是“史实”，然而，作为“经典”，惟以“载道”，而非记载“史实”也；若是“对症下药”，一则病症不同者不可用之，再则凡药必有所偏，三则经典如水气谷物，人人不可或缺，缺一则病，而药非人人所必需。
朱子又曰：“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，其后果以继嗣不定，启陈氏弒君篡国之祸。”倘若从因果而言，固然可谓有此因故有此果，朱子欲以此而告知世人“圣人之言”不可不畏也，不可不从也。然而，如此解之，则有诱惑与威胁之嫌矣。
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者，是“人道”之所当然，是“政事”之所当然，可谓“礼应如此”、“理应如此”。经典所载之道，无不如此，非以诱惑而令人从之，亦非以威胁而使人不敢不从。是故，《孝经》、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不载“天堂”、“地狱”之说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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