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八三讲：QQ群讲座稿：《诗经·魏风·硕鼠》（2016.07.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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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来谨据《毛诗诂训传》与《诗序》解《诗经》；尊经尊圣，以经解经，而非鉴赏、评判；以中国解释中国，但用中华传统文辞；读经当怀敬意，故不求趣味，惟愿与志于学、志于仁者同修共勉。文稿已在（121893048）空间日志，欢迎指正，任凭阅览、转贴。】
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：
诗序：硕鼠，刺重（音众）敛也。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（音暑）。三岁贯女【同汝】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【同汝】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【音元】得我所。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德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国。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。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劳（音唠）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郊。乐郊乐郊，谁之永号【音豪】。
一、题解与诗序讲解：
【1】此是《魏风》最后一篇。前一篇《伐檀》所刺，在于贪鄙之人占据臣子之位，君子反而被弃置于朝廷之外；此篇所刺，在于朝廷官员敛财，盘剥庶民，而庶民喻之为硕大之鼠。君臣如硕鼠，则偷窃粮食、损坏物品，不齿于人类也。
君主自私自利而无德，或君主“以利为利”而不“以义为利”，则必至于任用小人而弃置君子。何也？“小人喻于利”，君主所重在于谋求“富国强兵”，则必重用善于谋利而不择手段之小人，“君子“喻于义”，必不以旁门左道、歪门邪道谋利，难怪君主视之为迂腐。
当君主以小人之道治国之时，必然小人当道。小人当道之初，非欲祸国殃民也，或自以为是利国利民，且不顾是否符合仁义道德，不顾是否还有礼义廉耻，只是千方百计、用尽计谋，谋求快速富强，于是，上侵夺于天，下掠取于地，中侵害于物。
以小人之道治国者，意在利国利民，终则祸国殃民。何也？误导国人于“为富不仁”、“奢侈享乐”之时，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日渐衰弱，亦即渐渐近于丛林禽兽，纵然谈及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，亦谓之“仁义道德之价值”、“礼义廉耻之价值”，犹如借此谋利。
当此之时，视死者所占之土地为浪费，视子女众多为拖累，视储蓄节俭为阻碍发展。小人之道，必有其“理论主张”。其“理论主张”盛行之日，亦即义利颠倒、是非颠倒之时，因而至于欲壑难填，至于唯利是图，至于利欲熏心，至于利令智昏矣。
小人之自私自利，未必只是一人之私利，或许是一家之私利，或许是一省之私利，或许是一国之私利，或许是一时之私利，或许是人类之私利。其私利之“环”或大或小，而终究是自私自利。当其未得私利或所得尚未达其当初之欲望时，自身敢于冒险，亦鼓励人冒险。
小人一旦当初之欲望得以实现，则必然“饱暖思淫欲”。孔子曰：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”既奢而后，如何填其“欲壑”？若不“重敛”于民则不能填，虽“重敛”于民，亦终究无填满之日。在位之小人因此由“鼠”变为“硕鼠”矣。
常言道：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”然而，当“硕鼠”在位之时，虽然庶民“人人喊打”，终究难打。当君主以为硕鼠足以危害其权位之时，则或“投鼠忌器”，或无力打鼠；当“硕鼠”感觉继续在此则有危险之时，则携其亲族、卷其储蓄而逃奔他乡矣。
秦之李斯，由“茅厕之鼠”而成为“粮仓之鼠”；当危及其生命之时，为保命而与赵高同流合污，改诏而杀扶苏、立胡亥，而终究自身难免受腰斩、夷三族之刑，祸国殃民又何其甚也？然而，嬴政何以任之、重之，而使高居宰相之位哉？当深思也。
西汉诸藩，本是刘姓亲族，国力渐渐强盛，藩王实力渐强；时机未到之时，晁错提出削藩，激发七国之乱，导致多少生灵涂炭？时已至而硕鼠不除，则邦国危殆；君主不行圣贤君子之道，则政教不正，虽一时除却硕鼠，而硕鼠不断孳生，国民无宁日。
【2】《诗序》曰“国人刺其君重敛”，而不谓之“刺其臣”，何也？魏君当初“俭而不知礼”，又不修其德，所用之人可知矣，所行之政令可知矣。小人之道盛行，若君主强悍则能震慑硕鼠，设严刑峻法而惩之；君主势弱，则硕鼠横行，肆无忌惮。
邦国必收赋税，无赋税则君臣俸禄无源，邦国政务难行。邦国无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之教，则苛捐杂税必至于与日俱增，赋税亦必日渐加重，于是有“蚕食于民”之事，庶民遭受盘剥，生活日蹙，必然怨声载道。然而，庶民可以打鼠，却无奈何于在位之硕鼠。
解决之法，惟有“修其政”。“修其政”者，在于君主有德知礼。有德知礼，然后能自正；能自正，然后能任用贤人君子以为政；贤人君子为政，然后其政令可以归于正，其教化可以归于正。硕鼠虽硕大，终究是阴类，阳气既盛，则阴类匿藏。
然而，君主仍然“不修其政”，则阴类硕鼠猖獗，由贪欲而生暴虐，由暴虐而盘剥庶民日甚。硕鼠之位高矣，其权势大矣，正人君子难以安矣，庶民百姓畏惧而敢怒不敢言矣。此即所谓“贪而畏人”。国人国民如此，则邦国之亡指日可待矣。
孔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以政令强制官员，以刑罚威吓百姓，终不能使人心服，而恰恰滋人逆反之情；自身有德，体现于政令则仁民爱物，体现于教化则使国民知礼义廉耻，是国泰民安、天下太平之道。
《硕鼠》之刺，刺魏君也，刺古今中外一切如“硕鼠”者。刺之者，所以救之也；救之者，冀其自救也。不能自救者，自取灭亡而已。待有可“刺”而后自救，何如遵道修德而使国中处处乐土、本国便是乐国、郊外亦是乐郊耶？善医，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也。
吾侪读学《诗经》，在于明晓修身治国之正道，辨明政教之正偏，但不宜以此攻讦时政，否则，既失“温柔敦厚”之“诗教”，悖《诗经》之道矣。再者，修身治国，纸上谈兵易，践行于实则难，况且“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”，是故，若以此而攻讦时政，未可谓之仁也。
二、《硕鼠》一二句讲解：
全诗共三章，每章前二句均是“刺重敛”。首章曰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（音暑）。”次章曰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。”末章曰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。”诗之题为“硕鼠”，每章首句皆重复而言“硕鼠”，是深恶痛绝之也。
“硕”固然是“大”之义，然而，亦可从其字之象以求其丰富之义。“硕”字“从页，石声”。凡是“从页”之字，皆与脸面有关，故《说文解字》解“硕”为“头大”。从褒义而言，是“方面大耳”之富贵相；从贬义而言，是“肥头大耳”之贪鄙相。
以“石”表声，则涵有“坚硬”之义。从褒义而言，是坚守道义如磐石；从贬义而言，是嗜叹成性如顽石。在“硕鼠”中，是取其贬义。此诗之“硕鼠”，喻人居高位，不仅尸位素餐，且贪鄙而祸国殃民，竟然长居高位而不怕“人人喊打”。
“鼠”作为生物之一类，不能耕稼、蚕桑，为生存而盗窃食物，或在污秽粪壤中求生，人类虽厌恶之，其本身却无罪过。然而，生而为人，竟然如鼠，损物磨牙，盗粮而食，鼠目寸光，则是罪过；如鼠之人，竟然能身居邦国之高位，又是谁之罪过也？
“黍”为黏（音年）米，与“麦”皆为谷物之成熟者；“苗”则是初生之“黍苗”、“麦苗”。“无食我黍”、“无食我麦”，是贪官在位，不仅尸位素餐，而且虐害庶民，因此庶民不愿再缴纳赋税以充其俸禄，纵然是正常之赋税，亦如奉五谷以养硕鼠矣。官员本应是“民之父母”、“爱民如子”、“为民做主”，而今竟然成为虐民害物之硕鼠、豺狼矣。
至于“无食我苗”，则更进一步。五谷方生为苗，硕鼠便食之，则五谷不长，终至于颗粒无收矣，庶民无以聊生矣。此则可谓官府横征暴敛，或夺占土地以为己用，伤及民生之本矣。当此之时，庶民惟有逃生他乡以某生路矣。官府如此，君主之罪也，故为“其君重敛”。
三、全诗三四句讲解：
首章曰：“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”次章曰：“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德。”末章曰：“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劳。”此二句皆谓“不修其政”。只要君主能“修其政”，则君子可以入仕、贪鄙可以斥退，政教可以归于正道矣。何以知君主“不修其政”？由“三岁”可知。
三章皆曰“三岁”，谓“三年”也。何以言“三岁”？盖周朝之大夫，每三年接受一次考核，以定其升降、黜陟（音触至），是故每任在位皆有三年。从诗中之意推言，三年之考核已流于虚诞，如此巨贪之硕鼠或因此而升迁，或留任，并未遭罢黜，否则亦不必有此诗矣。
虽然“三岁”是固定之数，但因每任官员皆如“硕鼠”，则庶民年年如此矣。“硕鼠”得以升迁，则国内处处如此矣。当此之时，君主是最大之硕鼠，官员如普通之硕鼠，小吏亦无不是鼠类矣。何也？“物以类聚”而已。
所谓“三岁贯女”，意谓虽然每个在位三年之官如同硕鼠，庶民却不能不始终缴纳苛捐杂税以侍奉之。《毛诗诂训传》曰：“贯，事也。”即始终侍奉而不敢间断。硕鼠盘踞上位，大权在握，为所欲为，是非善恶之决断权亦由硕鼠判定，庶民岂敢不服从？
“莫我肯”意谓“从来不曾肯对我如何”，以往如此，如今如此，未来亦必如此。“顾”乃是“回头看”之义，“硕鼠”只知有自己，只知贪权位财物，心中本无庶民，是故，庶民企盼其回头看看身后之民，然而“硕鼠”从未看过，故曰“莫我肯顾”。
“莫我肯德”，意谓从未有恩德施与庶民。君主有德，或许能略施与庶民；君主无德，庶民何由略沾其恩德哉？“莫我肯劳”，意谓从未体念庶民之劳苦而有只言片语之慰劳。君主心中无庶民，自身又无德，庶民企望君主之慰劳，如欲午夜见日、欲晦朔见月矣。
四、全诗后四句讲解：
首章曰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次章曰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国。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。”末章曰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郊。乐郊乐郊，谁之永号。”此四句，乃是“由君重敛，不修其政”，而庶民“将弃君而去”。
所谓“逝将去女”，谓将要转身而去，离开“硕鼠”当道之“国”。在君臣之位者，以及所有官吏，均已如鼠类，则庶民犹如生活在鼠穴之中，暗无天日，且长期忍受硕鼠之侵害，以至于忍无可忍矣，故不能不背井离乡而另谋生路。“女”谓“硕鼠”。
“适彼乐土”，“适彼乐国”，“适彼乐郊”，谓欲前往安乐之地。“适彼乐土”，谓离开此地而前往他地，企望他地之官非硕鼠也；“适彼乐国”，谓离开城乡而前往京城，企望国君脚下是乐土也；“适彼乐郊”，谓离开城乡而前往荒郊野外而企望逃重敛也。
故土难离，然而，硕鼠已使民不聊生，庶民因此而企望离开故土，以为他地或有希望，岂知国内城乡之官吏无非硕鼠；庶民以为君主所在之京城或许官吏不敢做硕鼠，岂知国君本身便是最大硕鼠，京城亦无望矣。
当此之时，庶民以为，惟有逃到荒郊野外，或许能存活下去。然而，“纵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逃征徭。”是故，国民至此，在国内已可谓走投无路，接下来如何，亦可想而知矣。国君重敛，不修其政，其权位如何，其邦国如何，亦可想而知矣。
然而，此诗并未止于此。首章曰“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”，意谓庶民渴望得到乐土作为其生活之地；次章曰“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”，意谓庶民渴望到乐国而寻得正直之地；末章曰“乐郊乐郊，谁之永号”，意谓庶民若能逃避重敛，即使在荒郊野外，亦不至于有人哀号。
“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。”国君有德，必能顺天下而合民意；国君无德，则必逆天而虐民。普天下之身居君位者，闻此篇当有所思焉：“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”
宋人袁燮（音谢）《絜（音洁）斋毛诗经筵讲义》为其君解此诗时曰：“臣闻：善为国者，富藏于民；不善为国者，富藏于府库。君民一体也，民既富矣，君安得而不富？不藏于民而厚敛焉，民既竭矣，君亦安能独丰哉？故有若之言曰：‘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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