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六五讲：QQ群讲座稿：《诗经·齐风·鸡鸣》（一）（2016.02.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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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先把《鸡鸣》诗序和原文阅读三遍：
诗序：《鸡鸣》，思贤妃也。哀公荒淫怠慢，故陈贤妃贞女夙（音速）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。
第一章：鸡既鸣矣，朝（音招）既盈矣。匪【同非】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
第二章：东方明矣，朝（音招）既昌矣。匪【同非】东方则明，月出之光。
第三章：虫飞薨薨（音轰），甘与（音宇）子同梦。会（音惠）且归矣，无庶予（音于）子憎（音增）。
一、“齐风”略说：
【1】齐国之地，在少皞（或作昊）之时，“爽鸠氏”任司寇之职，始封于此。虞舜与夏禹之时，季荝（音策）封于此；殷商之时，姜姓之逢伯陵封于此；商周之际，蒲【同薄】姑氏封于此；周朝之时，姜太公（太师吕望）封于此。此处所言，均是封国在齐之诸侯。
姜太公，本是东海之人，其先祖世代位居“四岳”之中。四岳者，帝尧之臣羲和所生之四子，分管四方诸侯者，犹如后世之“方伯”。后世或以“四岳”为官职之名，又称“太岳”，虞舜、夏禹以之为“心吕之臣”，犹如“股肱心腹之臣”，夏禹封之于“吕”或“申”。
“吕”在何处？晋人张华《博物志》与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则谓其在海曲（音取）之东吕，属于琅琊（音狼牙）郡（在今山东日照）。“申”故城在今之河南南阳，与在今上海之古“申国”不同，皆非“姜太公”之封国，而是“伯夷”之封国。
“伯夷”之封国为何有二？盖河南南阳之“申”，是殷商“孤竹君之子伯夷”之封地。上海之“申”，或许是《山海经》中“伯夷父（音腐）”所封之国；“伯夷父”是五帝之中“颛顼（音专须）”之师，生子为西岳，西岳生先龙，先龙为氐羌之祖。氐羌，姜姓。
姜太公是“太岳”后裔，以先祖之国名“吕”为“氏”，名讳为“尚”，故称“吕尚”；盖其本是炎帝、神农氏之后，故为“姜姓”；本名为“尚”，字“子牙”，号“飞熊”。然而，何以又称之为“姜太公”或“吕望”耶？
西伯侯（周文王）访贤，遇之于渭水之北，谓吕尚乃是西伯侯之“太公”所“望”之贤，故称“太公望”。盖本来源于“太公望”之“太公”，非直指“吕尚”为“太公”，是敬称。吕尚拜为周文王之“太师”，又辅佐周武王伐纣立周之后，受封于齐，是齐之“太公”；齐人、后人称之为“太公”，是尊之。盖“吕尚”承文王之言而自易其名为“望”。
【2】“姜太公”既封于齐，其国地方百里，在泰山以北的潍水、淄水流域，建都于“营丘”，因此，《礼记》称“太公封于营丘”。“太公”功勋卓著，何以封国仅仅“百里”？据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”则封有百里即最大之诸侯国。
“营丘”之名从何而来？郑玄先生《毛诗·齐谱》曰：“水所营绕，故曰营丘。”淄水之滨有丘陵之地，于此丘陵之地应营建家邦，谓之“营丘”；又因其城临近淄水，故后人名为“临淄”。由此而言，“营丘”与“临淄”，是一地而异名。
至周公之时，平定“管蔡之乱”，东征而天下平，制礼作乐，于《周礼》拟用帝尧所行、夏禹所定之邦畿（音机）之制，邦国封地增大。周成王依据周公之制，扩大邦国疆域，齐国当时虽是“侯爵”，但因太公居功至伟，故其子孙承太公之封国，而以“公爵”封其地。
至此，齐国之地方扩大为五百里，“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（音地）”。盖《王制》之“公侯百里”是孔子所定“王道（升平世）之制”，与《道德经》所谓“小国寡民”之意有相通之处。周公所拟用者，本是“帝道（太平世）之制”。
孟子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”又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，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”是“王道”不在于国之大小，而在于是否行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。
自“百里”而至于“五百里”，尚可谓未违于制；后世国土已至千里，而其君主犹以为不足而侵犯、掠夺，置其庶民、臣子、儿女生死于不顾，则违背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远之甚矣，是故非惟不能由“据乱”至于“升平”，更不必论“太平”矣。
【3】姜太公卒，其子名吕汲（音集），为“丁公”，曾在周康王朝廷担任王官。“丁公”卒，其子“乙公”立，名“得”；“乙公”卒，其子“癸公”立，名“慈母”；“癸公”卒，其子“哀公”立，名“不辰”。以上为齐国之“五世”。
《齐风》之诗，由“哀公”始，以“哀公”失“君之德”矣，齐国之乱由此而著矣。周懿（音意）王听信“纪侯”谗佞之言，烹之于周。《鸡鸣》、《还（音环）》、《著》、《东方之日》、《东方未明》五篇，为“哀公”时之诗。
“哀公”之弟立为“胡公”，名“静”，此为六世。周夷王之时，“哀公”之少弟杀“胡公”，自立为“献公”，名“山”，此为七世。“献公”卒，其子“武公”立，名“寿”，此为 八世。“武公”卒，其子“厉公”立，名“无忌”，此为九世。
“厉公”卒，其子“文公”立，名“赤”，此为十世。“文公”卒，其子“成公”立，名“说【同悦】”，此为十一世。“成公”卒，其子“庄公”立，名“购”，此为十二世。“庄公”卒，其子“釐（音离）公”立，名“禄父（音腐）”，此为十三世。
“釐公”卒，其太子“襄公”立，名“诸皃【同貌】”，此为十四世。自“哀公”之后，至于“襄公”，其间共有八世，皆无诗。惟于“襄公”之时，有《南山》、《甫（音腐）田》、《卢令》、《载（音在）驱》、《弊笱（音狗）》、《猗嗟（音依接）》六篇。
《齐风》何以在“哀公”与“襄公”之间八世无诗？若谓此八世本来无诗，绝无可能。盖《诗经》之删订，非用以“传诗”，而在于“传道”，是故，既于“哀公”与“襄公”可明齐国治道之失而“刺”之，不必多一篇，亦不可少一篇矣。
《诗经》之“国风”，不必始于其首位君主，不必全其在位之君主，亦不必终于其国之亡。《齐风》之诗，非始于姜太公，而始于五世之“哀公”；齐国并非亡于“襄公”，然而，《齐风》却终于“襄公”；自“哀公”至“襄公”之间，无此间八世之诗。
《诗经》既是“传道”之经，则于合道者则“美”之，于违道者则“刺”之；“刺”之，乃是为使之回归于“道”，使后世不复违“道”也。是故，读《诗经》者，当以此明“道”，若求其文辞、篇章、音韵之美，若不以“道”解之，皆可谓降“诗经”为“诗集”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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