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上篇未被采用，仅采用下篇）
上篇：中国文化简介
甲、“中”字释义：
“中国”的“中”，不是“世界中心”之意。一是“中正”、“中和”的“中”。“心正”然后能“见性”，“尽性”然后能“得道”，所以，“性”是“心”与“道”的“中”，“得道”然后能“大中至正”。二是“自正正人”、“推己及人”的“中”。“你我他”以“我”为“中”。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三是“天地人”的“中”。天在人之上，地在人之下，人在天地之中；人道正，才能与天地并列为“三才”，才能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才能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。
（可以添加一幅有天有地有人的图片。）
乙、“国”字释义：
“国”字，由“囗（音围）”和“或”两个象构成，“囗”犹如边界防线，但是，“国”的本字是“或”，本来没有边界防线。《说文解字》说“或”字“从囗从戈，以守一”，是把“一”看作“土地”，把“囗”看作“边界”，所以把“或”解释为“用干戈来守卫国土”，大概所解释的是世俗的用法。如果从经典用法来说，应该是“从口、从戈、从一”，意思是说，“口”是“人口”，“戈”是“干戈”，“一”是“道义”，合起来说，就是“遵从道义，拥有干戈，用来保护人口的安宁”。加上“囗”以后，又涵有了“藏干戈于国内，除暴安良防外寇”的意思，侧重点却在于“遵道治国”之义。
（可以添加甲骨文或金文的“或”字或“国”字图片。）
丙、“文”字释义：
“文”有两类，一类是自然呈现出来的“文”，比如“天文”、“虎豹皮毛之花纹”；另一类是后天添加的“文”，比如“刺青”、“纹饰”之类。“中国文化”的“文”，侧重于“人文”。什么叫“人文”？《周易》说：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”意思是说，由人心、人性自然显明出来而落实在言行举止之中。《礼记·大学》所说的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可以说就是对“文明”的最好解说。但是，“中国文化”的“人文”是贯通“天地人”的“人文”，而不是“人”自己创造、自己规定的“文”，有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、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为证。
（可以添加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中《大学》篇此段话的照片。）
丁、“化”字释义：
《周易》说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简言之，叫做“人文化成”，再简言之，就是“文化”。这里的“观”字有两义，一是读作一声，取“观察学习”之义，二是读作四声，取“垂范行教”之义。任何人生来都已经具备了人的本心、本性，圣人把认知本心本性、修养本心本性、完善本心本性之道即在于“六经”之中，而以“四书”为“阶梯”；学者学习这样的“载道之文”，从而认知自己的本心本性，进而自我成就，自我完善，叫做“教化”。“化”只是自我的认知、自我的回归、自我的完善，而不是外在添加、外在强制，也不是变成“另一个”。人心正、人性善，进而使万物各正其性、各正其命，这就是“化成”之义。中国文化，从用以教化的“文”来说，亦即从“本”上说；如今所说的“文化”，是从“化出”的结果来说，亦即从“末”上说。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
（可以添加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中《周易·贲·彖传》一页的照片。）
戊、“人性本善”：
中国文化，都是从“人性善”说起的，所以，任何人都有“良心”、“良知”，任何人都有共同的好恶，这是古今中外的人相同之处，也因此而能相通，由此又可以与天心相通，中国文化也因此而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，也不受时代局限。然而，必须“心正”，然后才能“见性”，能“见性”，然后能确认“人性本善”，所以，“性本善”之外的各种说法，都可以说是因为没有“见性”的人才会提出来，犹如盲人摸象。孔子说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人生之后的习染，导致不同程度的偏离“人性”，修养则是回归“善性”、成就“善性”之道。《周易》说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
己、“义利之辩”：
孔子说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从“人道”来说，“义”就是“人所应当”，“利”则是指“个人或集体的得失”。只考量个人的得失，则可谓“自私自利”，其实，只考量自己家庭，或自己群体，或自己国家，或人类自己的得失，而不顾其他，都可以说是“自私自利”。君子说话做事，只从“义”上考虑，而不从“利”上考虑。《大学》中说：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”《孟子》说：“有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言行从“义”考虑，是从君子通往圣贤之路；言行从“利”考虑，是从小人通向邪恶之路。从“天道”来说，“义利”是一体的，亦即天地人以及万物各得其利而无害。《周易》说：“利者，义之和也。”
庚、“夷夏之辨”：
世俗往往把距离京城偏远的地方叫做“夷狄”，而含有贬义。但是，中华经典之中所说的“夷狄”，却是把“无道德礼义”叫做“夷狄”，把“有道德礼义”叫做“华夏”。“无道德礼义”，意味着虽然生而为人，却不知“人之所以为人”，只是像禽兽虫蚁那样生活着。“中国文化”，也就是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文化，是“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”的文化。从天下无道开始走向天下有道，叫做“据乱世”；从天下有道开始走向天下太平，叫做“升平世”或“小康世”；天下合道，而且各正性命，叫做“太平世”或“大同世”，这是“华夏”之道。孟子说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
辛、“五伦八德”：
所谓“五伦”，包括父子、兄弟“天伦”，君臣、朋友“人伦”，以及兼有“天伦”和“人伦”性质的夫妇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外乎“五伦”。然而，这五种关系不应该像“交易”一样讨价还价，而是各自做好自己。《大学》中说：“为人君，止於仁；为人臣，止於敬；为人子，止於孝；为人父，止於慈；与国人交，止於信。”具体说来，每个人怎么做好自己呢？最起码要从“八德”去做。所谓“八德”，是指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。一个人没有这“八德”，则枉生为人；天下没有这“八德”，则犹如丛林。
壬、“三纲五常”：
“三纲”本来是指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，由此“三纲”可以走向国泰民安、天下太平。然而，如何落实这“三纲”呢？亦即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，这里所强调的是君主、父母、丈夫的德行和责任感，因为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“五常”是指人类永恒不可缺少的“五德”，即仁义礼智信。孟子说：“无恻隐之心非人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，无辞让之心非人也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”有此“四端”之“真”而行之，“信”就在其中了。
癸、“一以贯之”：
孔子说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《道德经》说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又说：“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，其致之一也。”“一以贯之”的“一”，就是这个“一”。从人的心性落实为言行来说，可以说是“忠恕”；从心性修养来说，可以说是《中庸》的“中和”；从君臣民来说，可以说是“天道”；从天地人来说，可以说“道”。这个贯通一切的“一”，不是外在添加上去的，好比骨髓不是添加进脊椎之中，好比神经不是外在添加道躯体之中。同时，这个“一”，也不是拼凑、归纳、推论出来的。这个“一”，贯穿天地人之道，叫做“道统”；贯穿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叫做“正统”。
下篇：中国文化典籍
子、册书典经：
古今中外的书籍，现有的就不计其数，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被毁灭的更无法统计。把竹简或者木简连缀起来，叫做“册”，或者叫做“策”；简册、纸张上有文字，叫做“书”；需要双手捧着而恭敬阅读的书，叫做“典”；用以载道而且无不合道，传道于人间的书，则叫做“经”。当然，各个教派、各个学派，以及各行各业，也往往都有自己的“经”，但是，中国文化的“经”却是“六经”亦即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（尚书）、《礼经》（仪礼）、《乐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经》。因为汉朝时《乐经》失传，所以又称之为“五经”。不过，虽然《乐经》失传，但是，《礼记》之中的《乐记》可以使人知其大体，《中庸》则可以有《乐经》之用。马一浮先生说：“六经赅摄天下一切学术。”
丑、经史子集：
“经史子集”是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式，亦即按“经史子集”分为“四部”，然后把各种图书“按部就班”而归其类。如果把“四部”分为四个书库分别收藏，则叫做“四库”。在西汉成帝时期，刘向、刘歆父子编。《七略》，采用了六分法，即六艺、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、诗赋，加上辑略，总题《七略》。从西晋荀勖的《晋中经簿》开始，采用了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，即甲部录经书（相当于六艺），乙部录子书（包括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），丙部录史书，丁部为诗赋等，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。四部的最终确立，体现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其中正式标注“经史子集”的名称，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。“四部”与近百余年来的图书分类法不同的是，其中有“尊经尊圣”之义；其次，四部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有主次的。经部是道的文字载体，所载的是衡量一切的标准。史部是根据经所载的道义来记录并衡量历史上的人和事。子部是表达某人、某家、某派的主张和学说，其中有的符合道义，有的不完全符合道义。集部是不违背道义的各种作品的分类文集。
寅、经部略说：
在“经部”中，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（尚书）、《仪礼》、《乐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经》的本文是主体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经”。“诗经”有韩诗、齐诗、鲁诗、毛诗。其中前三者已经失传，如今惟有《毛诗诂训传》尚存，是学习《诗经》正道的最重要读本。“书经”有《今文尚书》和《古文尚书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所用的是综合在一起的“今古文尚书”。即使“古文尚书》是“伪书”，但是，其道不“伪”。“礼经”有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其中真正的“经”，是指《仪礼》，《礼记》是汉人传述《仪礼》所记述下来的，《周礼》有助于理解《仪礼》。“乐经”在汉代失传，但是，从《周礼·大司乐》可以略之用乐之法，从《礼记·乐记》可以略知“乐之道”。“易经”的注解之作非常众多，最好用《易传》来理解《易经》卦爻辞，以《周易正义》为主导。“春秋经”有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左传》，学习《春秋经》，当以《公羊传》为主，参考《谷梁传》，两者侧重于解说《春秋经》的“微言大义”，《左传》则是侧重于记述《春秋经》所涉及的史实，因此，不读《公羊传》就算不上真正学《春秋经》。在“十三经”之中，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左传》，都是“解经之作”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可谓“六经”的阶梯；《尔雅》则是帮助解说“六经”字辞之作。
卯、经学正道：
经学，是“通经致用”之学，不是站在旁观的角度去“研究评判”，也不是“口耳相传”却不入于心、不落实于言行的“记诵之学”。“六经”固然不是从胎儿时期开始学习，但是，“六经”之道却是贯穿胎儿时期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的。在胎儿时期，有“胎教”，但是，“胎教”的关键在于父母，而不在于胎儿；父母能善且正，然后胎儿也能善且正。八岁之前而天真未凿的儿童，关键也在于父母是否善且正。八岁之后，以及无论年龄多大却不知人心、人性、人事的人，需要“启蒙之学”，所以要“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”，叫做“蒙学”。《易》曰：“童蒙养正，圣功也。”十五岁之后，学习“大人之学”，以“格物致知”为开始，以“诚意正心”为宗旨，落实于身、家、国、天下，便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对于天下人来说，“文行忠信”最重要，这是“人道”。要从“人道”贯通“天地之道”，需要“修心养性”，心正可以见性，尽性可以知天，知天可以达道。孝悌是“为仁”的根本本，修己以敬是君子之道的根本，“尽人道”是“得道”的根本。
辰、史部略说：
在史部之中，可以包括古今中外一切与历史相关的图书，但以正史为主体。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的《史部》，有正史类、编年类、纪事本末类、杂史类、别史类、诏令奏议类、传记类、史钞类、载记类、时令类、地理类、职官类、政书类、目录类、史评类等十五大类，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、奏议二属，传记类又分圣贤、名人、总录、杂录、别录五属，地理类又分宫殿疏、总志、都会郡县、河渠、边防、山川、古迹、杂记、游记、外记十属，职官类又分官制、官箴2属，政书类又分通制、典礼、邦计、军政、法令、考工六属，目录类又分经籍、金石二属。当今的“正史”有二十五史，始于《史记》，终于《清史稿》，而以《史记》为典范。司马迁秉承父亲遗命而作《史记》，其宗旨在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所谓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即探究天道与人道相通、相别之道，是以“六经”所载的道义为原则；所谓“通古今之变”，即通达古今变化之中“万变不离”之“宗”，是力求“一以贯之”之义；所谓“成一家之言”，是司马迁的谦逊之辞，而不是有意追求“一家之言”。
巳、史学正道：
“正史”之正，在于遵循“六经”之道义，评判古今中外人与事的是非功过，而不敢以朝代、国家、个人的私意私利变乱千古是非。中国正史，在“求正”与“求真”之间，以“求正”为主。“尊经”而坚守道义，是“求正”之所必需；“秉笔直书而不隐不夸”，是“求真”之所必需。人由善恶，事有是非，应该秉笔直书，但终究是为了人使人明善恶、知是非而归于正道，所以，褒贬已经寓于其中。其次，史书固然有“以史为鉴”的作用，但是，“通鉴”的目的，在于“资治”，也就是说“师古”而至于国治天下平。“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”，这不仅是“以史为鉴”，而且是“以史为师”。《书经·说命下》引傅说之言曰：“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师古，是就其正而去其邪，遵其道而变其事。桀纣幽厉，不可师也；人事合于道义，而后可师。再次，中国正史，以“纪传”为主体，体现出来的是“古今之相通”。正如邵雍所说：“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，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；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，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。是知古亦未必为古，今亦违背为今，皆自我而观之也。安知千古之前、万古之后，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？”最后，人类固然期望越来越好，但是，既不可“厚今薄古”，也不可“厚古薄今”，只是以道义论是非，尊古而自正。
午、子部略说：
在子部之中，可以包括所有门派以及个人的学说主张、方术技能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已具雏形，其中列举“诸子十家”，即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农家、杂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小说家。虽然《诸子略》中有”儒家“，但是，《艺文志》先有《六艺略》，而后才是《诸子略》，而且说“儒家”是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所以，孔子是“儒家”之师，却不能说孔子属于“诸子”之中的“儒家”。“诸子”之说，或者是从“六经”中分化而来，或者包括在“六经”之中，比如《道德经》之旨已在《易经》之中，所以，不要把“经”与“子”混为一谈。在《四库全书》之中，子部所收录的著作，分为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杂家、类书、小说家、释家、道家等十四大类，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、算书二属，术数类又分数学、占侯、相宅相墓、占卜、命书相书、阴阳五行、杂技术七属，艺术类又分书画、琴谱、篆刻、杂技四属，谱录类又分器物、食谱、草木鸟兽虫鱼三属，杂家类又分杂学、杂考、杂说、杂品、杂纂、杂编六属，小说家类又分杂事、异闻、琐语三属。而今可以把外国的各种学说理论、科学技术以及外来宗教著作，都归入此部。
未、子部正道：
诸子之学，鱼龙混杂，正偏兼有，是非并存。第一，有“六经”的道义，作为衡量其是非，调节其过与不及的标准，然后能免于误入歧途而不自知。然而，“学不可躐等”，应该循序渐进，在童年时应该读启蒙之书，十五岁后学习“四书”和《孝经》，有了这个前提，然后可以学习“六经”，可以阅读诸子之书。第二，诸子之中，以儒家最为接近“六经”之道，重视德、仁、礼、政，由德可以达道，由仁可以合义，由礼可以成乐，有政可以设刑，这是“人道”之正。不修“人道”，就想得“天地之道”，可谓逆序而妄行。但是，学儒不可“随时抑扬”、“违离道本”、“哗众取宠”。第三，中国文化，有主有次，有正有偏。如果主次不分，则如一团乱麻，误以为中国文化“繁而寡要”；偏正不辨，则容易误入旁门左道、歪门邪道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说：“若能修六艺之术，而观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”第四，中国文化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自学、自修、自正、自得、自明，然后能“明明德于天下”，能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”。中国文化为主，外邦文化在中国是客，如果主客不分，就有可能会喧宾夺主，乃至反客为主。第四，有道德礼义，各种技术、技能、器物则可以用于正道，造福于天下；如果没有道德礼义，则技术、技能越高超，害己害人也就会越大。
申、集部略说：
“集”字之象，犹如群鸟栖止于一棵树上，从此引申出“同类会集在一起”之义。在集部之中，有总集，有专集，比如，在《四库全书》的“集部”，分为楚辞、别集、总集、诗文评、词曲等五个大类，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、词选、词话、词谱词韵、南北曲五属。由此扩展开来，古今中外一切诗歌、文章、词曲、戏剧、小说、音乐、绘画，诸如此类，都可以分门别类汇集，收录于“集部”之中。清人《四库全书》之中，不收录戏曲、小说，大概是因为“不登大雅之堂”其中有违背正道之作。而今，虽然可以收录、保存，但也应该辨明雅俗、正邪，犹如天地之间既有善人也有恶人，既有龙马也有豺狼，既有香花也有毒草，但应该各归其类，各得其用。但不能使“集部”成为藏污纳垢之地、误人心性之乡。分类不当，则可能误导众人；用途不当，则可能伤害众人。
酉、集学正道：
集部所收录的范围很广，也必然驳杂，可以广见闻、察风俗。但是，“广博”不能沦为“驳杂”。“博”在于上下贯通天地人之道，前后左右通达人物之本性。从作者而言，须知“谨言慎行”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则千里之外违 之，况其迩者乎？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！”因此，作文应当“文以载道”，作诗应当“诗以言志”，作词曲小说也应当不违背正道。从读者而言，应知“尚雅避俗”，在心性修养还不足以守持住的时候，尽可能避免接触“离经叛道”之作，以免不知不觉被诱惑、被误导。孔子说：“巧言令色鲜矣仁。”从收录者而言，应该“倡雅扬善”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言不辩，辩言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”雅正之作，只是“辞达而已”，不会以情色欲望诱惑人，不会以“巧言”、“美言”诱惑人，往往难以被众人喜悦，所以需要倡导。正道立起来之后，风气可成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
戌、文以载道：
“经史子集”四部，古人今人之作可以收录其中，未来之人所作也将会收录其中，所以，《四库全书》只是清人在删选改作之后，对“经史子集”分类方法的一次应用而已，所以，“四部分类”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更不是过时的。无论什么时代，无论其中收录多少类别的图书，都可以统称之为“文”，其宗旨都应该是“传正道”而使人“明正道”。得道则吉，失道则凶。“六经”载道，所载者无不合道，部载任何背道之说。“史书”所记述的是历史上的人和事，其是非善恶都是复杂多样的，惟有以道义评判其是非善恶，才是得到了“万变不离”之“宗”。“诸子”都是在“大道裂变”的情况下，或者像儒家一样要以“道”救天下，或者像其他各家一样以“术”救天下；以“道”救天下，才能“利而不害”，以“术”救天下，有一时一处之效，却必然会有祸患伴随。“文集”犹如天下有万事万物，万事各有正理，万物各有一太极，所以，诗文词曲，乃至戏曲小说，也无不各有正道。但是，如子夏所说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虽然“君子不为”，但是，也不是“君子所弃”。所以，任何“文”都应该合乎道，至少不应该违背道。
亥、人能弘道：
孔子说：“非道弘人，人能弘道。”“道”无形无象、无声无色，但是，无时无处不在。体现于天则是天道，体现于地则是地道，体现于人则是人道，体现于万物则是万物之道。然而，人不可求道于外，而应该求之于己心。因为人生来就具有“天赋之性”，承受圣贤君子之教便是“修道”，“修道”而至于“率性”便能“知天”、“知命”、“得道”。但是，“修心养性”并非静坐虚室而空谈空修，而是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夫妇之位上躬行。孔子说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又说：“志于道，据於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孟子说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国家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又说：“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又说：“道在迩，而求诸远；事在易，而求诸难。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