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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杇（音屋）也。於予（音于）与【同欤】何诛？”子曰：“始吾於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於予（音于）与【同欤】改是。”
【1】宰予，孔子弟子之一，名予，字子我。昼寝，白昼卧床休息。夫子或闻或见宰我白昼卧床休息，因而慨叹。然而，夫子何以为宰我之“昼寝”而慨叹，却有多种理解。其一，因宰我“志气昏惰，教无所施”，即宰我胸无大志，夫子不责备，恰恰是“深责之”。朱子之说如此。
其二，因宰我“足于言，而不足于行，不足以仁智，其质不美”，既然“其质不美”，则不可勉强，“因之而已”。夫子教弟子，因其材而教之，成其所可成，而不勉强其不可成，是故夫子不责宰我，是确实不责备，而非“深责之”。北宋陈祥道先生之说如此。
其三，因宰我身体羸弱，而不同于常人，是故，其白昼而寝，夫子不仅不责之，反而体恤之。南怀瑾先生之说如此。其四，近今之人或曰，人当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宰我“昼寝”，违于自然，夫子因此而责之。
综合以上诸说而言，以其一为主，而参考其二为是。《论语》于孔子弟子，例不书其名，而此直书曰“宰予”，有贬责之意焉。宰我之材，非不聪慧也，不然则不至于列入“德行、文学、政事、言行”四科之中。然而，其志不在于仁智，惟“志于学”而已。
既然宰我惟“志于学”，因此，所学既完，而不思再进取，其可取者惟有“言语”而已。虽其志不在于仁智，亦不可谓之不仁不智，只是不足以成仁、成智，尤不足以得道。夫子以其能学，故不责；以其志不在于仁智，故慨叹。立志是个人之事，非他人所可勉强者也。
【2】所谓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谓腐朽之木，虽有良工，亦无法雕琢而使之成器。所谓“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”，谓洒墙壁犹如扫所积之土松散，则如此墙壁无法粉饰。夫子为何以谓宰我如“朽木”、“粪土之墙”？以其立志不高不远也。
人而不志于仁，则不能成君子之器，更不足以达君子之道。如此之人，纵然教之以圣贤君子之道，亦所难习之行之。人以小人之道，欲使之行君子之事，则如雕琢朽木而使之成器，如粉饰粪土之墙而使之坚固且美好，不可得也。
“于予与何诛”，意谓“对宰予其人尚有何可责备”。与，对待某人之谓也；予，宰我之名也；与，虚辞也，同“欤”；诛，责备也。此虽独言宰我，然而，读者莫以为编撰《论语》者传述夫子此言，只是独言宰我，宰我只是一“象”而已。学不切己，非学也。
夫子不责备宰我，是不可勉强其立志于仁也；而宰我不自责而知改悔，则亦不过如此而已矣。学者读《论语》至此，但知详辨宰我究竟是何等样人，详辨“昼寝”之意，而不立志于仁，亦不免于“朽木”、“粪土之墙”。
所谓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”，意谓夫子当初对任何人，无不听其所言而相信其所行，是不事先怀疑其人也。所谓“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意谓夫子由宰我其人，而改为不仅听其所言，而且须观察其所行。由此而言，人有其言虽辩，而其行不及者。
所谓“于予与改是”，意谓对宰予则改变当初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之做法。须知，夫子所改者，是从“信其行”改为“观其行”，而非改为“不信其行”。“观其行”，谓其有所言而其所行或有不及；“不信其行”，谓其所行或违背其所言。
“宰予昼寝”，非宰我不学也，虽学而不能志于仁，则其所言可以是君子之道，而其所行未必全合乎君子之道。能言君子之道，而不能笃行之，则不足以成君子矣。君子有其言而必笃行，若不能笃行，则如朽木之易折，如粪土之墙之易崩。
5.10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申枨（音成）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
所谓“刚者”，言行发乎其本性，而丝毫不为外事外物所左右，如此之人，谓之“刚者”。人能“诚意正心”，然后可谓“修身”以成君子，若由此而修习圣贤之道，则须“见性”。夫子曰“吾未见刚者”，是当时未见有修养成圣贤者也。
有人以为申枨其人可谓“刚者”，是以世俗之所谓“刚”而言之也。世俗之所谓“刚”，盖从其人之外在言行之刚强而言；而夫子之所谓“刚”，则是从心性修养而言。“心性”是否“刚”，圣人可知，人可自知，而众人难知，故夫子曰“未见刚者”，是欲见而未见也。
何以知此？由“枨也欲，焉得刚”而知。何谓欲？遇外事外物而心动，心动而生情，有情而有所求，有所求则有欲。圣贤君子非无情，而其正心、善性不为情所左右；再者，君子当“无所求于外”，如孟子所云：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”
真一道子先生尝勉宗来曰：“不将（送）不迎，不取不弃，勿忘勿助。”盖此可谓“无欲则刚”之体现。以此明心见性，而后可谓之“刚者”。一旦有所求，则难免有得失；一旦患得患失，则其“刚”必失，是故，有欲之人，岂能谓之“刚”？
若谓前章“宰予昼寝”是言“志于仁”之要，则此章所言则是“志于道”。“道”基于“诚意正心”，始于“善性”，而成于超越于“善恶对立”之“善”，如王阳明所谓“无善无恶”也。固然，所谓“无善无恶”，非无善恶，而是如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”。
5.11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子贡曰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”，夫子亦有言曰“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”，两者之义相通，而又有所不同。子贡所言，意谓“我不为他人所左右”，或曰“我之所不欲者，他人亦不能加之于我”；夫子所言，意谓“他人若有不仁，而欲使我不仁，我不受之”。
夫子所言者，“仁”也；子贡所言者，“事物”也。“仁”与“不仁”，可以由我做主，因此可以做到；所遇“事物”如何，比如得失成败，比如父母亲戚如何，则不能完全由我做主，因此难以做到，亦即“非尔所及”。
子贡曰“吾亦欲无加诸人”，夫子亦有言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两者亦有相通之处与不同之处。子贡所言，未分别“己所欲”与“己所不欲”，其“己所不欲”者不加之于人，尚可做到，然而，任何人之言行，无不关涉他人，岂能“无加诸人”也？
朱子、程子所解，非如上所言，略言之如次。朱子曰：“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，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。此仁者之事，不待勉强，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。”谓子贡之言为“仁者之事”，然而，子贡所言，非“我不欲人之‘不仁’加诸我”。
程子曰：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恕也。恕则子贡或能勉之，仁则非所及矣。”子贡所言，非“‘施诸己而不愿’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，程子既增“施诸己而不愿”，则可谓混同于夫子所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矣。
夫子之圣，与夫子贡之贤哲，固有所相通，亦必有所不同。将两者混同，则泯灭圣人与贤哲之不同，是故宗来不取。贤哲能知圣人之道，然后能自勉而上达，是故夫子谓子贡曰“非尔所及”，是明其不同而勉之也。若单言“仁者之事，不待勉强”，则可矣。
学不可躐等。虽“志于学”者、“志于仁”者、“志于道”者不同，但三者犹如“大道”之里程碑，学者当知其相通，亦当知其所不同。所谓“明辨之”，辨此也。立志在己，践行在己，既能立志，然后循序渐进，是“入门”、“升堂”、“入室”之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