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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们学习《旄丘》第三章，请先读诗序和正文：《旄丘》，责卫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于卫，卫不能脩【修】方伯连率（帅）之职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。
第一章：旄（毛）丘之葛（格）兮，何诞（但）之节（洁）兮。叔兮伯（博）兮，何多日也。
第二章：何其处（楚）也，必有与（语）也。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
第三章：狐裘蒙戎（盟容），匪【非】车不东。叔兮伯兮，靡（迷）所与同。
第四章：琐兮尾兮，流离之子。叔兮伯兮，褎（秀）如充耳。
四、第三章讲解：
第三章：狐裘蒙戎（盟容），匪【非】车不东。叔兮伯兮，靡（迷）所与同。
【1】卫国大夫穿狐裘，身穿礼服却无礼。臣子不担臣子责，黎侯君臣必失意。
“狐裘蒙戎，匪车不东”，意思是说：卫国的臣子们身穿狐皮大衣，却蒙昧迷乱；不是卫国国君的车不到东边迎接黎侯以援助黎侯复国，而是臣子无意。
接下来，我们详细地说说。“狐裘”之意，是说卫国的臣子们，身穿狐皮大衣。可是，穿“狐裘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
《毛诗正义》说“大夫狐苍裘”，在这里多出来了三个字，即“大夫”和“苍”。“大夫”二字，把卫国的臣子限定为“大夫”的级别以上了，不包括“士”；
为什么加上“苍”字呢？这个“苍”字，涉及到的是礼服颜色的问题。“苍色”是青黑色，孔颖达先生说，大概是“大夫”所穿的礼服“玄端”之色。
在天子之下，有公卿；在诸侯国之中，大夫便是臣子之中的主干。国君不任用贤人，则在位的大夫就不会按照礼义做事；大夫不按照礼义做事，国君就难以担当起国君之责。
卫国的这些大夫们，身在大夫之位，却不行大夫之事；身穿大夫的礼服，却不按照礼义做事。在此情况下，“狐裘”就不再是礼服了，而成了一种奢侈、无礼的体现。
《诗经·召南·羔羊》的《诗序》中说，那是“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节俭正直，德如《羔羊》”。据此，羊皮大衣意味着“节俭正直”，“狐皮大衣”意味着什么？
羔羊和狐狸有何不同？羔羊是人们养殖的，狐狸则是野生的。羔羊之皮易得，狐狸之皮难得，因此，穿“羊裘”则有“节俭”之象，穿“狐裘”则有“奢侈”之象。
羊为养殖，用来说人，则意味着有礼义，所以，身穿“羊裘”则有“正直”之象；狐狸野生，用来说人，则意味着狂野不驯，不知礼义，同时还带有狐媚之气。
所谓狐媚之气，意思是说，大夫不能担当起大夫的职责，不能劝谏国君，却只会唯唯诺诺、阿谀谄媚，甚至奸诈邪恶。
所以，卫国国君有这样的臣子，卫伯当然不可能去担当援助黎侯复国的责任，虽然有车，却不会去迎接黎侯而使之复国。
【2】卫臣蒙昧不明理，只知兵甲无礼义。不忠不义必生乱，黎侯在此已无益。
“蒙戎”二字如何解释？《毛诗正义》只是说“以言乱也”，至于为什么如此，却始终没有说到。这样，我们就只能从这两个字本身来求解了。
这两个字的读音，《毛诗正义》说：“蒙如字，徐{邈}武邦反。……徐{邈}此音，是依《左传》读作尨茸（忙荣）。”也就是说，这里这个“蒙”字读音有两个，
可以读“盟”，也可以读“忙”，因为《正义》说“蒙如字”，也就意味着主张读“盟”这个音，而且这是与“蒙昧”之义相关联的。
按照《说文解字》，“蒙”本来是一种花草之名，但是，后来引申出了“微昧暗弱”之义，或者说是“蒙昧阴暗”之义。
再说“戎”字。这个字左下角的“十”字也可以写作“甲”，其余的部分则是“戈”字的变形，因此，“戎”字就是“铠甲”和“刀枪”的合体。
“铠甲”固然是用来保护自身的，但是，如果根本不顾是否符合礼义，该做的事却不做，而一味地用铠甲保护自己，则是畏缩不前。
“刀枪”本来也是用来保护自身的，但是，如果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，或者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，就动用“刀枪”而不惜杀人，则是穷兵黩武。
那么，卫国的大夫们既然“蒙戎”，也就意味着蒙昧而不明道理，而且不是畏缩不前就是穷兵黩武，唯独不知的就是礼义。
所以，《毛诗正义》疏说：“黎之臣子责卫诸臣服此狐裘，其形貌蒙戎然，但为昏乱之行，而不务仁义也。”
卫国大大夫，身在臣位，身穿礼服，却不懂礼义，是对君、国之不忠；不明道理，只知苟全性命和穷兵黩武，则必然有昏乱行为。
【3】欲助黎侯复其国，须先派车到卫东；卫臣不明礼义事，黎侯之事岂能成？
说到这里，我们明白了“狐裘蒙戎”之义，要理解后面的“匪车不东”就很容易了。“匪”是“非”的通假字。
《毛诗郑笺》对“匪车不东”的解释是：“女【汝】非有戎车乎，何不来东迎我君而复之？黎国在卫西，今所寓在卫东。”
意思是说，你们卫国不是有很多战车吗？既然有那么多战车，却为什么不东卫国的东部，把我们黎侯迎接道西部，进而恢复黎国呢？
为什么要到东部去呢？因为当时黎侯寓居在卫国东部。可是，黎国在卫国的西边，所以，卫国要援助黎侯复国，先要把黎侯接到卫国西部，然后派出战车赶走侵占黎国的狄人。
可是，这里所说的“车”，究竟是什么车呢？要到卫国东部去迎接黎侯，不应该直接用“戎车”；要到卫国西边去赶走狄人，却必须用“戎车”。
不过，《毛诗郑笺》这个解释还是已经拐了弯以后的，如果从字面上直接来解释“匪车不东”，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“不是车子不往东部去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说“匪车不东”，而不说“匪车不西”呢？因为要想派战车到西边帮助黎侯复国，先要派车到东部去迎接黎侯。如果没有派车东东部，则必无派车复国之事。
无论是迎接黎侯的车，还是为黎侯复国的车，本身都不能行动。卫国诸臣不向卫伯奏报此事，卫国国君不下命令做此事，那么，谁也不敢去派车迎接黎侯，更无权派战车相助。
既然卫国臣子们“狐裘蒙戎”，当然不会奏报此事，因为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此事，对于黎侯君臣来讲，可谓已经没有丝毫的希望了。
【4】叔兮伯兮重复出，乃从期望到绝望。分散下垂是谓靡，离心离德必衰亡。
“叔兮伯兮”，在此诗的第一章就出现过一次了，这里再次出现，从字面来说，可谓是完全重复，但从感情色彩上来说，却比第一章更加深沉了。
第一章所说的是：“叔兮伯兮，何多日也。”意思是，卫国的各位臣子，我们黎侯在一直期待着卫伯援助我们完成复国大计，为什么这么多时间了，还不见行动啊？
在这一章，跟在“叔兮伯兮”后面的是“靡所与同”，意思是，卫国各位臣子，既无礼义以建立功德，又无仁心以行其义，黎侯想要得到卫伯的援助以复国，毫无希望了。
从“何多日也”，到“靡所与同”，是从“期望”到“失望”、从“失望”到“绝望”的过程，能体现这个过程的字，就是“靡”字。
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“‘靡，柀（批）靡也’，‘柀’各本作‘披’。今正。……柀靡，分散下垂之皃。”
由此来说，“柀”侧重于“分散”之义，“靡”侧重于“下垂”之义。但是，“下垂”又是直接导源于“分散”。
卫国诸臣，既然只知“狐裘蒙戎”，也就意味着“各怀心腹事”，互相之间已经离心离德，必然与卫伯也已经离心离德。
“人心齐，泰山移。”“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卫国既然已经诸臣之心不齐，君臣之心不同，卫国之政岂能不“下垂”？
卫国之政已经“下垂”，期望着卫伯出于仁义和礼义来相助的黎侯君臣，其期望又岂能不“下垂”？所谓“下垂”，意为“每况愈下，每下愈况”。
《说文解字注》又说：“又与‘亡’字、‘无’字皆双声。故谓‘无’曰‘靡’。”不过，从“双声”来解“亡”、“无”、“靡”三个字，不如从涵义上来解。
“无”一般是指本来就没有，始终没有；“亡”一般是指本来有，后来却忽然失去了；“靡”则是指从本来有，却逐渐减少，终至于没有了。
比如“靡靡之音”，不是一下子使人萎靡不振，而是逐渐地使人消磨意志，精神颓废。卫国之政的衰败是逐渐的，黎侯君臣的期望到绝望也是逐渐的。
【5】卫伯救助黎之患，此是卫伯礼与仁。卫侯黎侯本同类，竟不怜悯不关心。
《毛诗正义》解释“靡所与同”说：“无救患恤同也。”据此，我们可以说，“靡”字对应“无”字；卫国诸臣所“无”的是两个方面，一是“救患”，二是“恤同”。
前面我们说过，天子之下的各个诸侯国之间，有“方伯连率”的既定联系，卫国国君虽然不是“方伯”，却是辅助“方伯”的“侯伯”，属于“二伯”。
因卫国国君辅助“方伯”，所以，可称之为“卫伯”；因为国国君本身的爵位是“侯”，所以，可称之为“卫侯”；以“卫侯”的爵位做“卫伯”之事，则可称之为“侯伯”。
从卫国国君的“侯伯”之位来说，就已经赋予了他“救患”的职责，当黎国遭受狄人入侵的时候，“卫伯”就应该去“救患”，这是职责所在。
即使是“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”的时候，黎国遭受狄人入侵，卫伯作为邻邦前去“救患”，也是应该的，这是仁义之举。
可是，黎国国君被迫寓居卫国，卫伯却长期以来，绝口不提“救患”、“复国”之事，可谓既是对天子的无礼之举，又是对邻邦的不仁不义之举。
“救患”是从“卫伯”的职责和仁心而言，“恤同”则是从“卫伯”和“黎侯”的情义而言。
所谓“恤同”，可以理解为“怜悯同类”。
“恤”有“事前为对方而担心”之义，也有“事后怜悯他人”之义，其关键在于，是否把别人放在心上，亦即是否关心她人。
“同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卫国与黎国，同样是天子所封的诸侯国；卫侯与黎侯，同样是天子所封的爵位，因此，黎国被侵，黎侯失国，卫国之君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。
古人有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”之言，如今，黎国被侵，黎侯失国，长期寓居在卫国，卫国国君却毫无怜悯之心，亦即“无恤同”，此可谓无情无义。
豺狼虎豹见人有危险而不救，我们不会责骂豺狼虎豹；一个人看到他人有危险而不救，那么，这个“见死不救”的人，跟差狼虎豹也没什么区别了。
卫侯不救黎侯，卫国不救黎国，可谓无礼、不仁、无情，如果各国诸侯都像卫侯一样，那么，这个“人间”也就与“弱肉强食”的“禽兽世界”无异了。
【6】卫国不助黎君臣，当责其臣或则君？君如盲人臣如杖，君主失道当责臣。
在上面的讲解中，我们把“恤同”理解为“怜悯同类”了，不过，《毛诗郑笺》说：“卫之诸臣行如是，不与诸伯之臣同，言其非之特甚。”这与我们上面的理解不同。
前一种理解，是针对卫国国君的；《毛诗郑笺》的说法，则是针对卫国诸臣的。那么，究竟应该责其君呢，还是应该责其臣呢？
国君不选贤者为臣，就应责其君；诸臣劝谏其君而君不从，就应责其君；君子独自面对国君而论道，就应责其君。《毛诗正义》的“无救患恤同”是“责其君”。
臣在臣位，见其君有当行之事而不劝，有当止之事而不谏，不能行道却不去，可谓尸位素餐、渎职失职，君子面对身居臣位者，则应当责其臣。《毛诗郑笺》便是“责其臣”。
所谓“卫之诸臣行如是”，是指诸臣“狐裘蒙戎”，即骄奢淫逸，不守礼义，蒙昧无知，自私自利。诸臣如此，卫侯却用之，卫国政令、黎侯期望如何，可想而知。
所谓“不与诸伯之臣同”，其中的“诸伯之臣”是指哪个诸侯国的诸臣呢？不必追问究竟是哪个诸侯国的诸臣，把它理解为“符合臣道之臣”就是了。
孔子说过“君君、臣臣”，意味着为君则应有君之德、担君之责、行君之道，为臣则应有臣之德、担臣之责、行臣之道。
“不与诸伯之臣同”，便是责卫国诸臣无臣之德、不担臣之责、不行臣之道，所以，《毛诗郑笺》说“言其非之特甚”，也就是说卫国诸臣的错误非常严重。
《毛诗郑笺》“责其臣”而“未责其君”，是不是有偏颇呢？我们可以从《论语·季氏》中孔子所说的一段话来理解。
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在鲁国大夫季氏那里做事，却没有纠正季氏的错误，孔子说：“周任有言曰∶ 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（向）矣？”
孔子所说的意思是，贤人周任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身在诸臣行列之中，就拿出自己的能力去吧事情做好，没有能力就不要再出于诸臣行列之中了。”
然后，孔子说，既然是在季氏那里做事，那么，季氏有危难却不去扶持，季氏要摔倒却不去搀扶，那么，还要你们这些人帮助干什么呢？
在这里，孔子把“季氏”看做是“盲人”，而把“冉有”、“子路”看做是给“盲人”探路的“手杖”。
那么，卫侯就好比是“盲人”，他下面的诸臣就好比是“手杖”，在当时那种诸侯国国君世袭的情况下，应该责备的是其臣子。不必责一个盲人不认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