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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们学习《旄丘》第二章，请先读诗序和正文：《旄丘》，责卫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于卫，卫不能脩【修】方伯连率（帅）之职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。
第一章：旄（毛）丘之葛（格）兮，何诞（但）之节（洁）兮。叔兮伯（博）兮，何多日也。
第二章：何其处（楚）也，必有与（语）也。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
第三章：狐裘蒙戎（盟容），匪【非】车不东。叔兮伯兮，靡（迷）所与同。
第四章：琐兮尾兮，流离之子。叔兮伯兮，褎（秀）如充耳。
三、第二章讲解：
第二章：何其处（楚）也，必有与（语）也。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
【1】为何黎侯在卫国？本欲卫国待以礼。说文解与为一勺，又解党与或赐予。
我们先来说“何其处也，必有与也”之义。关于“处”字之象，我们在第五十七讲、学习《击鼓》“爰居爰处（楚）”的时候说过。
“处”字的正体字是“処”，其中的“几（机）”是凳子、坐榻、坐席之类的东西，是很正规的“坐”。“処”是“有人给按礼仪、拿坐席、请人坐于其上”之义。
所以，这里所说的“何其处也”，其涵义是：因为狄人侵犯而失去国土的黎国君臣，按照礼义，应该到哪里暂时寄居呢？要到能够按礼义提供条件的国家。
黎国君臣来到了卫国，因为卫国本来就担当者庇护、援助黎国的责任，当初也是有能够提供寄居条件的国家。
为什么接下来还说“必有与也”呢？“必”是“一定”之意，而最关键的则是“与”字，非常耐人寻味。
《毛诗正义》解释说：“言与仁义也。”《毛诗郑笺》说：“我君何以处于此乎？必以卫有仁义之道故也。责卫今不行仁义。”
《毛诗》为何会说道“仁义”呢？这需要从“与”字来理解。“与”的正体字写法是“與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與，党与也。从舁（于）从与（雨）。”
其实，“党”和“与”是不同的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。”所谓“党”，就是为了利害而有意建立起来的“帮派”，不同的是利于多数，还是利于少数。
“与”字所表示的，应该就是“群”，是“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的“群”，不是为了利害，而是为了仁义。
“从舁（于）”，表示“协力”之义，无“仁义”的涵义。其上半部分是从上向下伸出的两只手，而不是“臼（救）”字；下半部分“廾（巩），是从下向上伸出的两只手。
“仁义”的涵义，应该是来自“从与（雨）”。这个“与”本身就是正体字的写法，即“古体”只不过是后来完全被“與”字代替，“與”成了“正体”写法了。
可是，我们从《说文解字》对“与”字的解释，根本看不出“仁义”的涵义。其中说，“与”字的上面一横是“一”，其它部分就是“勺”字，合在一起就是“赐予”之义。
说实话，从“一勺”两个字的组合，看不出来“赐予”之义，而“與”字却可以看出此义，也就是说，上面的两只手要把所捧着的“与”赐给下面之人的手中。
可是，“赐予”之义，既然是来自“與”字的上面两只手，下面的两只手就只是“接受”了；那么，“与”在这里似乎就只是所赐予或被接受的物体，而不是“授受”之义了。
不仅如此，我们从这里看不到“与”字和“仁义”有什么关系，也看不到与“群而不党”有什么关系。可是，《毛诗》说到“仁义”、“仁义之道”，应该是有根据的。
【2】与字之象如太极，人以仁义作前提。卫国既然已失道，黎侯不能不离去。
本周的周三清晨，在似醒非醒之时，我隐约看到，“与”字之象，就是“太极图”之象，只不过没有外面那个“圈”。于是，原来所不解的地方，豁然开朗了。
“与”字的上下两横，是太极图中的两个“眼”，亦即“阴中之阳”、“阳中之阴”的变形；中间的折线，则是阴阳之中线的变形。
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说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据此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《毛诗》从“与”字之象说到“仁义之道”的问题了。
“与”字之中的上下两横，虽然都是“一”字形，却分别是“阴中之阳”、“阳中之阴”，这是二者之“不同”；同时，二者都在一个太极图中，这是二者之“和”。
二者阴阳属性不同，而能在一个太极图中和谐相处；阳在阴之中，阴在阳之中，却各自都能安然无恙。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、“君子群而不党”就是这种状态。
《系辞传》又说：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其中的“阴阳、柔刚、仁义”，分别用以呈现“天道、地道、人道”。
能“燮（谢）理阴阳”的，是“天道”；能“燮理柔刚”的，是“地道”；能“燮理仁义”的，是“人道”；能“燮理三才”的，是“道”。
万事万物有万象，无不在“一贯”之中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所以说“道可道”；万事万物，各有其道，所以，“所道之道”则“非常道”。由此可解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
所谓“道法自然”，是万事万物之自性无不正，所行无不正，且无思无虑。因此，“无为无不为”，“自然而然”。
“与”字之象，本来可以呈现以上所说的这些“道理”，不过，后来，“与”字被“规范”为“與”，也就是说，给“与”加上了四只手，成了“遵循道义而授受”之义。
《说文解字》既然说“與”字“从舁（于）、从与（雨）”，也就意味着“與”是会意字，其中的“舁（于）”和“与（雨）”，至少有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在君子看来，“与”字之义重于“舁”字之义，因为“人道”就在于“仁义”；在小人看来，“舁”字之义重于“与”字之义，因为“授受”常用。
所以，仅仅注重“授受”，是“小人之道”；注重“授受之道”，才是“君子之道”。后世在使用“與”字的时候，多用“授受”之义，属于世俗用法。
《诗经》之中，“必有与也”里面的“与”字，确实偏重于“授受之道”，亦即偏重于“仁义之道”。卫国不仁不义，则不会赐予，黎侯也无从接受。
《毛诗郑笺》说：“责卫今不行仁义。”意味着卫国当初是“行仁义”的，不然也不配“侯伯”爵位，可是，现在的卫国国君却“不仁不义”了。
不仁不义之人，不可靠不可信；不仁不义之国，也不可靠不可信。君子群而不党，凭借的是志同道合、心心相通；小人党而不群，凭借的是利同意合、富强势重。
“与”字之中两个“一”，意味着阴有阴之道，阳有阳之道；意味着者授有授之道，受有受之道。卫国失其阳之道、授之道，黎侯遵循阴之道、受之道，应当离开卫国了。
【3】以字之形本是㠯，音义与已皆相反。已字是停以是行，功德有行方有圆满。
所谓“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”，《毛诗正义》说：“必以有功德。”《毛诗郑笺》说：“我君何以久留于此乎？必以卫有功德故也。又责卫今不务功德也。”
黎国的臣子说：“我们的国君黎侯，为什么会在卫国寓居的时间这么长久呢？一定有其原因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卫国国君当初有功德，可是现在的卫国国君不顾功德了。”
《毛诗》在解释“何其处也，必有与也”的时候，把“有与”解释为“与仁义”，其中的“仁义”二字不是凭空加上的，而是因为“与”字之中本来就有“仁义”之义。
那么，在解释“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”的时候，又把“有以”解释为“有功德”，其中的“功德”二字是从何而来呢？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。
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以”字写作“㠯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㠯（以），用也。从反已（以）。贾侍中说：‘已，意已实也。’象形。”
根据《说文解字注》的解释，“已”字之义是“停止”；“反已”则是“与已相反”之义，亦即“行动”之义。也就是说，“已”是“停”，“以”是“行”。
按照贾侍中的说法，“已”字表示“意已实”，可以理解为“心意已经达成”，当然也就意味着“事情已经结束”之义。
那么，“反已”就可以理解为“事情还没有做成，需要去做”，或者理解为“一个事情已经做法，开始做另外的事情”。
可是，段玉裁先生对贾侍中之说，把第一个“已”字改成了“己”，并做了另一种断句：“己意已实也。”什么意思呢？
段玉裁先生解释说：“谓人意已鉴实，见诸施行也。凡人意不实则不见诸施行。吾意已坚实则或自行之，或用人行之。是以《春秋传》曰‘能左右之曰以’。”
以上对“以”字的解释，就其相同之处而言，都有“行”之义。有“行”而后能有“功德”，要有“功德”则必须有“行”。
段先生的这个解释，更适用于理解“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”这句诗。原因在于，这样更切合于黎国国君和卫国国君之间的情况。
黎侯寓居到卫国，而且时间已经很久了，当然是“吾意已坚实”，一定要“复国”。黎侯当然是要“自行”复国，但同时也要“用人行之”。
然而，黎侯有复国之志，想要付诸施行；卫伯处于“方伯连率”之位，本来就担当着援助黎侯复国的责任，但是，卫伯却无心援助，因此应当受“责”。
【4】卫伯必先有仁义，然后能够有功德。黎侯殷切相期盼，然而卫伯不担责。
这一章诗中，前面说“必有与也”，涉及到“仁义”；后面说“必有以也”，涉及到“功德”。那么，“仁义”和“功德”是什么关系呢？
孔颖达先生《疏》说：“言仁义者，谓迎己复国，是有仁恩，且为义事。己得复国，由卫之功，是卫之德，则仁义功德一也。”
意思是说，卫国能援助黎侯赶走侵略黎国的狄人，恢复黎国，那么，既能体现出卫国的仁心，恩情，而且是符合礼义之事；
卫国能援助黎侯恢复故国，那么，黎侯不会忘记这是卫伯之功绩，这是卫伯之德的体现。只要卫伯有仁义，那么，黎侯就永远感念其功德。
为什么先说“仁义”，而后说“功德”呢？孔先生说：“据其心为仁义，据其事为功德。心先发，而事后见，故先言仁义，后言功德也。”
意思是说卫伯能有“仁义”之心，然后才能有对黎国的“功德”之事；若无仁义之心，则必无功德之事。所以，前一句是从“仁义”而言，后一句是从“功德”而言。
所谓“必有与也”，孔先生说是“从‘彼于我’之称”。所谓“彼”，是指卫伯；所谓“我”，是指黎侯。黎侯要选择的是仁义之人，选择权在黎侯，是否仁义却是卫伯的事。
也正是因为选择权在于黎侯，而是否行仁义之事却取决于卫伯，所以《毛诗正义》在解释“必有与也”时，之说“言与仁义”，而不说“言必与仁义”，不用“必”字。
所谓“必有以也”，孔先生说是“自‘己于彼’之辞”。这里的“己”是指黎侯；“彼”是指卫伯。卫伯是否做出有“功德”的事，要由卫伯决定。
但是，只要卫伯对黎国做出了仁义之事，黎侯就一定感念卫伯的功德，这是黎侯所能决定的事，所以，《毛诗正义》解释“有以”的时候说“必以有功德”，使用了“必”字。
也就是说，黎侯殷切期望着卫伯能够有仁心、行义事，援助黎侯复国；黎侯也难定主意，只要卫伯能行仁义，就永远感念卫伯的功德。
可叹的是，黎侯如此殷切的期望，却只能完全落空，因为卫伯根本就没有“行仁义之心”，当然也就不会“成功德之事”。所以《毛诗正义》说“责卫今不务功德”。
【5】韩诗外传引此章，两段所讲可参考。如今简单做译解，其中之义自分晓。
《韩诗外传》卷一之中，有两段文字说到此章。第一段说，《传》曰：水浑浊就会使鱼浮在水面而口朝上，政令苛刻就会使庶民犯上作乱，
城墙被砍削就是使城墙崩坍，水岸堤坝被削弱就会倾斜坍塌。所以，吴起使用奇特的刑罚而自己遭受车裂之刑，商鞅使用严峻的法令而自身受肢解之刑。
治国者就好比要把琴弦拉近一样，如果大弦拉得过紧，那么，小弦就会被拉断。就好像驾车的人，却紧紧把缰绳拉在手里，那么，就不是能够驾驭千里马的人。
可以听到的声音，不过使百里之外的人听到；听不到的声音，却可以远远传播到四海之外。所以，所得到的俸禄超过了其功劳，就早晚会有被削弱的一天；
名誉超过其实情的人，早晚会有受损的一天。真情与言行名副其实，那么，祸福就不会有所差错。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所以，只有不胡作妄为，然后能够长生不老、耳目不衰，从而不被外事外物所牵累。
第二段说：《传》曰：衣服容貌，是用来使人视觉舒适的；应对言语，是用来使人听觉舒适的，好恶去就，是用来使人内心舒适的。
所以，君子衣服合乎礼，容貌而有德，那么，庶民的视觉就会感到舒适；言语谦逊，应对直爽，那么，庶民的听觉就会感到舒适；能够接近仁者而远离不仁之人，那么，庶民之心也就感到舒适了。
以上三者能够在自己身上同时具备，即使是不在官位，也可以叫做“素行”。所以，只要内心存有善，而且能不断扩充，
那么，即使是独自居住也能乐在其中，德行充实则自然形之于外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
